1942年的河南:“人吃人野兽世界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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楼主 2021-09-12 13:02:4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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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1


1942年,河南发生一场惨绝人寰的大饥荒,这场灾难从春天开始,一直延续到1943年。在这次大饥荒中,有300多万人成为饿殍。冯小刚执导的电影《一九四二》,讲述1942年河南大饥荒人们逃难的故事。温故1942,从当下出发的镜头聚焦70年前的那场灾难,那段被遮蔽的心酸,淹没在岁月灰烬中的国难,清晰地展现出来。历史链条中的的中原饥馑,饿殍、难民、地方官员、各级军官、传教士、记者等人物在历史的舞台登场,抗日战争、自然灾害、百姓生计、官员腐败等重大历史事件一一呈现……


这一年入春以来,河南全省连续干旱,《河南省志》对此的记载是,1942年全省各地普遍“大旱”、“秋绝收”:“安阳苦旱,二麦未收,秋禾盈尺又未结实;淇县山丘颗粒未收;洛宁二麦收成不佳,早秋旱死,晚秋未出土。”


从通许、伊川、偃师、汝阳、密县、郑州、尉氏、许昌、睢县、西华、桐柏、南阳、唐河到新蔡,广大的尚未沦陷于日寇之手的国统区,干旱、绝收,正如可怕的瘟疫一般,蔓延了自古以来便是多灾多难的河南大地。


田地几乎绝收,于是,树叶、杂菜等平时给牲畜吃的东西,眼下也成了饥民们的美味;蒺藜、柿饼这些平时觉得难吃的东西,价格也在不断飞涨;榆树皮能扒的,也被扒得精光用来填肚,对此,当时熬过了光绪三年(1877)大饥荒的老人们有经验,他们说,吃了草根树皮,即使熬过了这个年景,也是要病死的。


熬过了1942年这场大饥荒的河南偃师老人韩雷松回忆说,大人们告诉他,大雁的粪便是可以吃的,因为大雁吃的是粮食,拉的屎,里面有不少还没消化完的粮食籽,这种说法,在1942年的河南非常流行,无数已然饿得两眼发昏的人们,已经顾不得脏和臭,只要有,就敢吃。


▲河南灾民正在刮树皮吃。


对此《偃师县志》记载:“民国三十一年(1942)春夏,大旱,二麦歉收。7月,蝗灾、风灾,粮食收获仅一至二成,人多以树皮、草根、观音土、雁屎充饥。灾民19万,外逃及死者难以数计。这次灾荒为60年间所罕见。”


河南《巩县县志》也有这样的记载:“民国三十一年,大旱,几近绝收,加之日军侵略酿成大灾,农民多以树皮、雁屎、观音土充饥。”据当时河南赈灾会统计,当时巩县饿死19100人,逃荒至少达8万多人。


《河南省志·人口志》中也记载,1940年,河南全省人口是3067万;到1942年,只剩下2798万人;1943年,剩下2595万人;到1944年,人口更是降至2471万人。短短四年间,全省人口减少了596万,除去正常的人口增减和战乱影响,估算1942年饿死人数,应在300万人以上。


02


这场1942年的大饥荒,除了老天爷造孽,很多也是战争和人,惹的祸。


1938年,为了阻挡日军,蒋介石密令炸开花园口黄河大堤,形成了400多公里的黄泛区。河南肥沃的土地顿时成为一片泽国,无数的百姓流离失所,而这一惨烈的行为,最终造成河南、安徽、江苏三省44县89万人死亡、390万人流亡、1250万人受灾,无数黄泛区人民不愿做亡国奴,纷纷涌入国统区。


随着1938年那次花园口决堤,刻满了黄河两岸。花园口决堤在军事上打乱了侵华日军的部署,为国民政府赢得了喘息之机,阻止了日军的西进,使得中原地区又多守了六年而没有沦陷,保证了大后方的安全。对于河南的百姓来说,损失惨重。


当时,日军每到一地,就会大规模破坏农田庄稼,加上中日双方战争影响,大量农田在战争中被毁或被迫抛荒;而1938年黄河改道,更是形成了一片长达400多公里的黄泛区,致使河南东部平原的万顷良田,变成了沙滩河汊,无法耕种。


此后黄河连年泛滥,频繁决口;而1942年开始的大旱,则使得黄泛区土地经过大旱炙晒后,蝗虫大量滋生。对此当时曾采访河南大饥荒的美国记者白修德,在回忆录中写道:“这次黄河改道影响了河南的生态,后来的大旱与蝗虫都与此有关。”


▲1942河南灾民。


郑州大学历史与考古系教授徐有礼也表示,“黄泛区生态环境的恶化直接导致了自然灾害的加剧···花园口决堤后,泛区内河淤沟塞,水系紊乱,芦苇丛生,成为水旱蝗等各种灾害的发源地。其中危害最大的除了水灾之外就是蝗灾。1942—1947年,河南、安徽、江苏一带多次遭遇特大蝗灾,而黄泛区是蝗灾的主要发源地之一。”


蝗虫所经之处,田园庄稼为之一空。


《河南灾情实况》记载,1942年,全省起初是连续三个月大旱无雨,致使麦收不足二成;持续的干旱,使得红薯、高粱、荞麦也几乎绝收;到了秋天,遮天蔽日的蝗虫飞扑而来,对此当时采访旱灾的河南《前锋报》记者李蕤写道:


“旱灾烧死了他们的麦子,蝗虫吃光了他们的高粱,冰雹打死了他们的荞麦,到秋天,最后的希望,又随着一棵棵的垂毙的秋苗枯焦。”


03


历朝历代,都有水灾和旱灾,但为何唯独1942年这次,却显得尤为惨烈?


对于当时的国统区最高军事领袖蒋介石来说,1942年,他觉得自己实在太忙了,因此对于河南的灾荒,他刚开始显然并没有太在意。这年1月1日,蒋介石先是出席太平洋会议;4月,中国远征军出征缅甸,而后惨败;6月,美日爆发中途岛海战;7月,斯大林格勒战役爆发;因此,对于河南国统区的水旱灾害,一开始,他并没有特别放在心上。


当时,数十万国军在黄泛区两侧,与日寇隔岸对峙,当时,几十万国军的驻扎,所有军粮、马料、兵源供应,统统“就地取材”——而身处前线的河南,从1937年—1942年,出兵出粮都位列全国第一,在1942年前的日子里,人民缴纳军粮田赋之后,很多已经只能是靠野菜杂粮勉强度日,而1942年的旱灾和蝗灾,则将他们逼到了生死存亡线上。


▲1942年,饥民倒毙路间。


对于这场开始显露苗头的大灾,当时驻扎河南一带的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,也察觉到了情势不妙,于是开始向国民政府报灾,但没想到的是,与蒋鼎文的做法相反,在1942年初新上任的河南省政府主席李培基,却故意迟迟不向国民政府报灾,并且向国民政府申报说,河南“麦苗茁壮,收获还好”。


因为在李培基等人看来,他刚刚新官上任,如果申报灾害,势必影响征粮和他的政绩。以当时国民政府的县长考核为例,当时蒋介石规定:“以后县长的考绩,军粮占百分之三十五,兵役也占百分之三十五,其它占百分之三十。”县长如此,省长也大概一样,在李培基看来,误了军粮征收,这个省长还当不当了?


对于河南军政双方自相矛盾的报告,蒋介石觉得奇怪,因此对河南的灾害,并不以为然。


河南大地,水旱蝗灾泛滥,而军粮却仍然按照正常年份进行征收,人民,在一点点被逼到生死线上。


          ▲1942年,一位河南农民,准备埋葬他的亲人。


04


在此情况下,河南老百姓开始卖儿鬻女,最终甚至发展到,开始人吃人。


河南许昌人杨却俗回忆说,当时,“卖孩子就像卖白菜”,“在平时,如果丈夫劝妻子去跟别人过活,或者妻子要求丈夫把自己卖给别人,都是不可思议的事。但是,在那饥饿待毙的时候,丈夫为了怜惜妻子,不忍心她饿死,就劝说她跟随别人,逃条活命;妻子也为了使丈夫免于饿死,自己不惜牺牲一切,要求丈夫把她卖去:反而成为他们的相爱相怜、恩义非常!如此人间的痛苦,也够使人酸鼻了。”


当时,粮价昂贵,人民纷纷将仅有的衣服、家具拿出来卖钱,在河南省内各地的村集上,出现了公开的“人市”,当时,小男孩、小女孩头上往往插着一根谷草,以表示是用来卖的。


无以为生,《界首一览》还记载了,当时许多来自河南许昌、漯河一带的女孩子,被卖到位处安徽太和县一带的界首做妓女的事例。当时,河南巩县有个女孩子叫李艳芳,被一个军人买去说是“做妾”,没想到那军人却将她带到西安,直接卖到了妓院。


到了1942年冬天,当时,河南一带的小麦,已经由正常年份的10元(纸币)1斗(14市斤),涨到了100元1斗;到了1943年春天,价格更是暴涨到了800元1斗;缴纳完军粮的灾民倾其所有,却买不起粮食了。

      ▲逃荒的河南农民。


河南巩县的武磐石,1942年时才19岁,当时他正在许昌电信局工作。武磐石说,当时许昌县城北门住着一个姓常的女人,邻居都管她叫常四婆儿,这常四婆儿当时经常捡死婴来吃,后来更是发展到,经常诱拐一些两三岁的小孩进行杀煮,当警察对她家进行搜查时,在她家里,看到到处都是支离破碎的小孩胳膊和大腿,而她家的床底下,更是一堆白骨,在她家一个破木箱里,甚至放着还没吃完的小孩尸体。


当时,《前锋报》记者李蕤在《豫灾剪影》中写道,河南郑县一个老太婆和他的丈夫马水道,甚至将自己的亲生女儿杀死吃掉,两个人被抓时,身上还藏着一包人肉。


对此李蕤写道:“从前听说人吃人的事,总觉得是人们的夸张,如今置身其地,亲聆相食亲子的事,只有愧叹自己以往的孤陋寡闻和感情冷淡。因此我希望坐在暖室华屋里的人,不要忽视这些血的现实。”


06


灾情继续发展,在收到蒋鼎文等军方关于灾情的密报后,蒋介石在1942年夏天,宣布将当年河南军粮配额减为250万石,但“出乎意料的是,为了追求政绩,当时的粮食部长徐堪却将 250 万石改为了250万包。一石小麦约为140多斤,一包约为200斤,这一字之差,就多征收了1.5亿斤粮食,不知逼死了多少穷苦无告的农民!”


时任河南省建设厅厅长张仲鲁后来回忆说,河南省政府在全省大灾的情况下,继续派人到处催缴军粮,而“超额完成征收军粮任务的河南粮政局长卢郁文,(还)受到了蒋介石的记功褒奖。”


除了灾荒,当时河南国统区内,汤恩伯部队做虐也非常严重。在当时,河南民谣传唱道:“河南四荒,水旱蝗汤”。“水”为水灾,“旱”是干旱,“蝗”为蝗灾,“汤”字,则是指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汤恩伯,尽管抗战有功,但汤恩伯的部队在河南省内,却强迫河南省内的百姓,向驻豫的部队供应数额巨大的军粮和马料,有的甚至沿用北洋军阀“吃地面”的做法公开抢劫——以汤恩伯的13军为例,当时,13军的士兵到处抢掠农民,抓了人家一只母鸡,还要勒索20个鸡蛋,农民惶恐,当兵的还要呵斥说:“母鸡能不下蛋,鸡蛋哪里去了?”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▲黄泛区困苦的老农民。


当时,13军还到处派发赋税,随便抓壮丁,不管这家人是否只有一个男人,而有的士兵缺钱了,甚至在路上随便抓人,然后向家属索要赎金。在此情况下,当时河南百姓流传民谣说:“宁可日军来烧杀,不要国军来驻扎”。


在此悲惨的情况下,为了为民请命,国民政府参政委员郭仲隗,特地从河南赶到重庆,在1942年10月30日的重庆第三届一次国民参政会上,郭仲隗泪流满面,向在场的国民党军政要员,痛哭着陈述了河南的灾情惨状。


郭仲隗在会上流着眼泪说:“我是参政员,受河南三千万人民的委托,人民生活在死亡线上,日夜忧心如焚,愤怒填胸,职责天良,怎能不大声疾呼?所以在会上开宗明义就说,我坐过牢,下过狱,什么都不怕,河南灾情重到饿死的老百姓不计其数,年青者往陕西逃生,政府竟下令堵截;老弱在家园先吃草根、后吃树皮,现在吃观音土,吃后屙不下来,活活憋死,难道政府的眼睛瞎了看不见,耳朵聋了听不见吗?我带河南人民吃的十种观音土,请各院部长看一看!”


会上,郭仲隗将自己收集的河南老百姓所吃的榆树皮、观音土、大雁粪带到会场上,流着眼泪向会场的要员们进行展示,并领衔联名提了一个提案《河南灾情严重,请政府速赐救灾,以全民命而利抗战案》。


随后,国民政府开始进行赈灾,并拨款2亿元法币到河南,当时,这笔钱大概只够300万灾民,每人买上0.9市斤米,而就是这样一笔钱,最终拨到河南,被各级官员一路贪污,最终只剩下8000万元赈灾;而河南省灾情调查委员会副主任委员、三青团河南支部主任王汝泮,也将赈济款其中的200万元,偷偷转移,自己到老家许昌买了500亩地;


此外,国民政府当时又下拨3亿平粜款,责成河南省政府组织平粜委员会,到外省购买低价粮,按平价卖给农民,再用收回的资金继续购粮轮番周转;但这笔3亿元的款项,却被河南省府政秘书长马国琳,和当时的河南工农银行行长李国珍把持,进行投机买卖,所谓的平粜粮,一直到1943年新麦登场时,才运到灾区;而此时,款项已经下拨半年之久,300多万人民已经饿死。


07


面对不断传来的灾情, 1942年12月,《大公报》记者张高峰自四川北上河南,然后从洛阳前往豫西、豫东及黄泛区等地采访,1943 年 1 月,他从叶县寄出通讯《饥饿的河南》,2 月 1 日,《大公报》将其改为《豫灾实录》进行刊登,张高峰写道:


记者首先告诉读者:今日的河南,已有成千成万的人,正以树皮(树叶吃光了)与野草,维持着那可怜的生命,‘兵役第一’的光荣再没有人提起,‘哀鸿遍野’不过是吃饱穿暖了的人民,形容豫灾的凄楚字眼。”“陇海路上河南灾民成千成万逃亡陕西···火车载着男男女女像人山一样,沿途遗弃子女者日有所闻,失足毙命,更为常事···”。


在洛阳,张高峰看到,昔日繁华的洛阳街头,到处都是“苍老而无生气的乞丐”,“他们伸出来的手,尽是一根根的血管;你再看他们全身,会误以为是一张生理骨干挂图”,这些苍老的乞丐“一个个迈着踉跄步子,叫不应,哭无泪,无声无响的饿毙街头”。


最后,张高峰愤怒地写道:“灾旱的河南,吃树皮的人民,直到今天还忙着纳粮!”

            ▲《大公报》记者张高峰1988年在天津。


张高峰的报道刊发后第二天,《大公报》又刊发了王芸生的社论《看重庆,念中原》,王芸生在社论中写道:


“谁知道那三千万同胞,大都已深陷在饥馑死亡的地狱。饿死的暴骨失肉,逃亡的扶老携幼,妻离子散,挤人丛,挨棍打,未必能够得到赈济委员会的登记证。吃杂草的毒发而死,吃干树皮的忍不住刺喉绞肠之苦。把妻女驮运到遥远的人肉市场,未必能够换到几斗粮食。这惨绝人寰的描写,实在令人不忍卒读。


而尤其令人不解的,河南的灾情,中央早已注意,中央的查灾大员也早已公毕归来,我们也听到中央拨了相当数额的赈款,如此纷纭半载,而截至本报通讯员上月十七日发信时,尚未见发放赈款之事,千万灾民还在眼巴巴的盼望。这是何故?尤其令人不忍的,灾荒如此,粮课依然,县衙门捉人逼拶,饿著肚纳粮,卖了田纳粮。忆童时读杜甫所咏叹的《石壕吏》,辄为之掩卷太息,乃不意竟依稀见之于今日的事实。


《大公报》报道相继刊发后,国民政府震怒,下令《大公报》停刊三日;不久,1943年3月初,张高峰被国民党豫西警备司令部逮捕,一直到日军大举进攻中原,汤恩伯部队溃不成军,张高峰才得以获释返回重庆。


08


《大公报》的报道,震撼了美国《时代》周刊记者白修德(西奥多·H·怀特,美国汉学家费正清的弟子),出于人道主义的使命和记者探求真相的责任感,1943年2月末,他和另一位美国记者(时任英国《泰晤士报》摄影记者)哈里森·福尔曼一道,冒着艰险,几经辗转来到河南。


在洛阳,白修德、哈里森·福尔曼以及洛阳天主教会主教美国人梅根,骑着马在河南乡村调查。马背上的两个星期所见,惨不忍睹。

这两位西方的记者,被河南人间地狱般的场面震呆了:无穷无尽的难民队伍,随时因寒冷、饥饿或精疲力竭而倒下;寻找一切可以吞咽的东西来吃的饥民,因此而失去生命;一群群恢复了狼性的野狗,肆无忌惮地吞噬着死尸……最触目惊心的,母亲将自己的孩子煮了吃,父亲将自己孩子煮了吃……有的家庭,把所有的东西卖完换得最后一顿饱饭吃,然后全家自杀……


“没有人真正了解河南大灾的严重程度。官僚机构一层层掩盖着灾荒的真相……”和张高峰一样,白修德出离愤怒:这个政府非但不作为,而且变本加厉盘剥灾民。军队征走了农民的所有粮食,仓库里堆满了吃空额剩余的粮食,军官们便通过黑市倒卖这些粮食中饱私囊。教会和清廉的官员,却要花高价从黑市上买来粮食用于赈灾。当1942年秋收税粮征齐之后,政府才伪善地宣布免除河南1943年征税。


郑州是这场饥荒的中心,战前的郑州有12万人口,眼下已经锐减到大约3万人。每天的死亡人数都在150至180人之间。还活着的人都骨瘦如柴,卷缩在麻袋片,在大街上游荡……


令人匪夷所思的是,白修德离开的前一夜,郑州的政府长官宴请了白修德三人。出于记者的职业敏感,白修德留下了那晚筵席的菜单,计有莲子羹、辣子鸡、栗子炖牛肉,还有炸春卷、热馒头、大米饭、豆腐煎鱼等,此外还有两道汤,三个馅饼,馅饼上撒满了白糖。白修德说,这是我平生吃到的最漂亮和最不忍吃的一席菜。
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▲1942年,河南农民在逃荒路上。



在返程途中,白修德在洛阳电报局,将自己的采访报道,发电回了美国《时代》周刊总部,1943年3月22日,这篇名为《等待收成》的报道最终刊发,国际舆论一片哗然。


当时,宋美龄刚好正在美国四处演说、求取援助,白修德的报道使宋美龄恼羞成怒,她强烈要求《时代》周刊老板亨利·卢斯解雇白修德,但最终被卢斯拒绝。


09


回到重庆后,1943年5月14日,白修德在写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:


“自从回来后我的精神便有了病——神经紧张、压抑、难受。那些事情至今我也难以相信,哪怕战争结束后我也不能原原本本告诉别人。军队强行从农民那里抢走粮食;饥民卖掉孩子来交税;路上到处都是尸体;我看到狗从土里扒出尸体;狗群撕开铁路上死去的饥民。省政府在当地军队的威胁下,试图封锁消息,不让任何人走漏风声。重庆政府根本没派人到灾区的中心郑州进行独立的实地调查。中央政府为河南提供的赈灾资金是两亿元。我试图了解其下落——实际上它们根本没有到达灾民手中。”


河南人民的苦难,震撼了白修德,最终他通过宋庆龄的关系,获得了蒋介石的接见,在安排好接见后,宋庆龄给白修德写了张纸条,嘱咐白修德说:


此事关系到几百万人的生命···我建议你毫无保留、毫无顾忌地如实对他报告。如果因此会让有些人被治罪,甚至掉脑袋,也请不要过于忐忑不安····舍此一举,形势就再没有可能扭转了。”

              ▲美国记者白修德。


白修德在他的回忆录中,详细地记录了这次无冕之王与中国元首的见面。


白修德清楚地记得,蒋介石在开始听取他的报告时,带有明显的厌恶情绪。他向蒋介石申明,军队的强征军粮让老百姓陷入无米之炊的境地;救灾物资根本就没到灾区;大批农民逃荒要饭,几百万人饥饿而死;在受灾最重的地方,甚至发生了人吃人的现象。

蒋介石眉头一蹙,赶忙打断了白修德的话头:“白修德先生,人吃人的事在中国是不可能的!”


白修德:“我亲眼看过狗吃人!”


蒋介石又否认:“这也是不可能的!”


当白修德拿出大量现场照片后,“总司令的腿开始轻轻抖了一下,有点神经质地抽搐。”


在这个中国一号人物的强力干预下,河南的救灾行动还是迅速启动了。


1943年,白修德深入河南灾情采访此前,他是蒋介石忠实的拥趸,称其为“团结的象征,人民的偶像”,他认为“中国想成为一个民主国家……必须在极权统治下再坚持一段时期才能成熟地步人民主社会”,并为此不遗余力地高调赞扬中国军队,呼吁美国对华援助;此后,他对蒋介石的评价变为:“这畜生……牺牲了无数个中国生命,我为此痛惜不已。”


10


灾难真相的腐败黑洞


河南大饥荒的因果报应


1942年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形成,蒋介石任中国战区(包括泰越)盟军最高统帅。后美国调任史迪威将军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兼该区美军司令。这年春天,中国远征军远赴缅甸作战,同古战役和仁安羌大捷昙花一现之后,中国远征军开始溃败,10万远征军入缅甸作战,5万人葬身缅甸的雨季热带森林中。就在这一年,蒋介石与史迪威的矛盾爆发。


在这样的情况下,河南大饥荒爆发。


蒋介石为何对河南的大饥荒置若罔闻?为何对赈灾不力?这背后有怎样的隐情?


从抗战开始到1942年,河南的出兵出粮都是全国第一。这样的粮源兵源重地,在蒋介石看来,应当太太平平才够面子(即使不太平,也要粉饰太平)。由于国民党地方官员时有谎报、瞒报灾情的事情发生,蒋介石对灾情的电报的确不相信。


另一方面,在蒋介石看来,河南是中日军队角逐的主要战场,而非相对稳定的大后方,他随时准备放弃河南。因此,他提出“不让粮食资敌”的口号,一面将河南农民搜刮殆尽,一面随时准备抛弃这三千万子民。正是沿着这样的逻辑,他才会在1938年下令炸开花园口黄河大堤。而这件事情,也是导致1942年河南大旱的根本原因之一。


11


 但人民,是会报复的。


河南大饥荒的历史因果报应很快就来到了。在河南农民的心底,有一种愤怒,要比饥饿和死亡更酷烈;政府的勒索,已使农民的忠诚化为乌有。


“历史性的一幕”出现在1944年。侵华日军为了打通大陆交通线,发动空前规模的“一号作战”,做最后的挣扎。38天的战斗中,日军5万余人的兵力,打垮了40万人的国军,豫中30多个县城被日军占领。


汤恩伯部向豫西撤退时,豫西山地的农民行动起来,举着猎枪、菜刀、铁耙,到处截击这些散兵游勇,甚至解除整个连队的武装,缴获他们的枪支弹药和军队装备。积怨已深的农民,在大饥荒中积蓄的愤怒此时发泄出来,失去理智者甚至枪杀、活埋部队官兵。5万多国军士兵,被从大饥荒中活过来的农民束手就擒。


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,守卫洛阳的第四集团军却受到了民众的大力支持,其总司令孙蔚如回忆说:“在阵地十八日之激战中,输送军食、伤兵,皆人民自动为之。”原因很简单,大灾之中,这支军队曾在驻地汜水县节省军粮大力救灾,在民间广为传颂。


▲汤恩伯,被河南人民称为“水、旱、蝗、汤”四大害之一。


日军攻克的汤恩伯部仓库中,仅面粉便存有100万袋,足够20万军队一年之用。为什么不分出一些来赈灾呢?早在白修德还在河南时,他便提出了这个疑问。一个官员告诉他:“如果人民死了,土地还会是中国的;但如果士兵饿死了,日本人就会占领这些土地。”

蒋介石也会这样想吧,他没有弄清楚到底是为土地而战,还是为百姓而战。谁也无法想到的一幕出现了——日本人竟然在灾区拿出军粮赈起了灾。怕就怕对比啊!结果显而易见,直接导致河南民众对国民政府的唾弃。


得民心者得天下,得道多助,失道寡助。1949年,国民党丢掉大陆,在与中共的较量中,一败涂地,绝非偶然。民心就是江山,国民党在处理河南大饥荒时就已经埋下溃败的祸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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