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碗面条

一九九八年秋天，我在博兴二中读高三，已经是二十年前的回忆了。

当时的二中地处县城西北角（现县三中位置），几无邻居，相对偏僻，进城多有不便。高三学习备考压力大，实行半封闭式管理，星期六下午提前一个小时放学，其余时间一律吃住在学校，星期天允许学生们回家一趟拿学杂费和换洗衣物。作为一名农村学生，离家二十多公里，自行车是相对便捷的交通工具。每逢周六提前放学，穿着“回力”或“飞跃”运动鞋，骑着自行车在县城闲逛，就成了当时青春的一种时尚标配。去百货大楼、供销大厦等电器卖场看看甲A联赛，去老体委（县文化广场旧址）看看或打打篮球就成了一种放松的消遣。

看完球赛，一般临近傍晚，正是吃饭时间。当时高中生在学校的一顿饭平均一块钱，一个馒头五角，一碗汤菜五角，虽然寡淡，但也能吃饱。同学们周六进城，难免也想吃顿好的，半斤油条或者三个火烧（小清河北的同学好像叫作馅饼）在当时也是一块钱，加碗五角的豆腐脑就成了“高消费”了。我那时肠胃不太好，吃点油腻的东西不好消化，就想吃顿面条。当时的锦秋市场北头，靠近供销大厦门前有很多板车快餐，煮面条、馄饨、水饺，但卫生状况不是很好，桌椅碗筷总感觉油乎乎的，也不是很有食欲。

华灯初上之时，蹬着自行车漫不经心的骑到了“博兴大世界”市场里面，已是饥肠辘辘。记得“狗不理包子”北边不远处有家快餐店，店名已经忘记了，老板正往里搬桌子，准备打烊。凑近看，里面亮着灯，感到还挺干净。停好自行车，我轻声轻语的问道：“你这里下挂面么？”老板听到稚气的问话，从里屋走出来，只说了一声“下啊”，就又忙他的事情去了。这时我才打量了一下老板，三十五六岁，一米七三左右的中等个子，五官很端正，双眼皮，有点大胡子，但鬓角修饰的很整齐。“给俺下碗挂面吧？”我边找凳子坐下，边和老板说道。随着一声“嗯”，老板放下了手里的活，系起了白围裙，并拿起了一条黄瓜准备切。这时，我才想起忘记问价钱了，忙慌里慌张的喊了一句“齁很贵嘹，木有多少钱昂”。老板听了，微笑了一下，“贵不了啊，满吃起嘹”。

坐了十分钟左右，老板把面条端到了我面前，一大海碗。黄瓜丝切得很匀称，盖在细面上，汤是酱红色透明的，还漂着几滴黄亮黄亮的芝麻香油，撒了点白绿葱花，闻着很香。我迫不及待抄起筷子，从碗底来了个“海底捞”，一抄吓一跳，五六条细嫩的肉丝被我翻到了面条上，盖起了黄瓜丝，更显诱惑。“老板，俺木说加肉啊。”说完这句话，我心里已经不平静了，害怕超出饭钱“预算”。“木事啊，你吃就行”，老板还是没说太多，接着忙他的事情去了。我在忐忑、猜测和几丝惶恐中，狼吞虎咽的吃完了这碗黄瓜肉丝面。

“多少钱啊？”我准备结账，小声问道。“一块”，老板回答很干脆。我不太相信自己的耳朵。这么一碗内容丰富的面条，至少也得一块五吧，自己暗自揣忖。“你是学生吧？学生不挣钱，吃不洳阔（鲁北方言，意指舒服）啊。你要是觉着好吃，你经常来就行啊”，老板的话突然多了起来，“我也是从学生过来的，家里弟兄们多，那时候交不起学费，上不起学啊。俺孩子也上初中了，很懂事，也不乱花钱，看着你也是那庄里（农村）来的好孩子，家里老人挣钱也都不容易，给个本钱就行了”。老板说完，脸在电灯的映衬下更显通红，但我感觉是动了感情。付完钱，老板送我出来，随着一句“觉着好吃来就行啊”萦绕在耳边，我骑着自行车向西北回到了学校，一路上眼睛一直有点湿润。

二十年过去了，几次探亲返乡，再也没见到那家快餐店，老板大哥不知去了哪里，过得怎么样，他的孩子应该也成家有了孩子了吧。不管怎样，我始终坚信，好人一生平安。二零一八年伊始，想起那碗面条，立下一个愿望：攒点闲钱，做点该做的事，心存善念，哪怕吃亏吃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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